由专到博，是因应现实变化
新华网新加坡频道：您如何评价中国高校的发展？
陈祝全：我认为中国的高校做得很好。他们在研究领域的进步非常快，质量很高，影响也很大。在教育领域，也有许多变化。我们和中国的同行面临一些共同的挑战。比如大学教师有自己的一套做事方式，你怎么样让他们敞开胸怀，心甘情愿作出改变。中国和新加坡都是这样。不过，两地高校的办法可能有所不同，因为员工的雇用体系不一样，但挑战是共同的。
所以中国的高校在研究领域做得非常好，教育上也有很大变化。我觉得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，新加坡国立大学在过去１５年努力让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宽。你知道我们继承的是英式教育体系，非常注重往专的方向发展。但最近１５年来，我们在向广博的方向发展。比如如果你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工程，那么你可能四分之一的时间要花在工程以外的科目上，比如理科，比如人文学科。其他的时间你可能要花在工程上。最近我们在跟耶鲁大学合作建立一个博雅学院，学生六成的时间可能都要花在一些通识类课程上。中国也有几所高校对这方面感兴趣，我们也在看是不是在一些领域可以合作。
新华网新加坡频道：现在实际上许多学科都越来越高精尖，需要很高深的专业素养。而你在说国大的教育走向更加广博的方向。这里的逻辑不矛盾吗？
陈祝全：国大的教育要向广博的方向发展，我想原因有几个。
其一是，世界越来越复杂。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一般来说是更复杂了，涉及不同的学科。作为一个毕业生，要在现实世界里做事，需要不止一个专业的知识素养。比如说公共卫生，超重是个大课题。起因可能是体重失控，等等。这里就不仅仅是如何用药的问题了，可能更重要的是意识，让人们对这一问题有更多了解，有时候更多是需要预防。
其二是由于人们工作的特点在变化。过去一个大学生一辈子也就做两三份工作，而现在，至少在美国，４０岁以前可能都已经换了１０份工作。这些工作可能是不同的行当。你要换工作，就需要更加广博的知识基础。当然，也不仅是广博，也需要专的素养。
你说的对，教授要有高深的专业素养。这也是为什么在国大我们设置课程的时候，我们要求教师，即便是某一领域的专家，教授的知识也不仅仅要精深，还要广博。教授的任务之一是让学生对所学的领域有更加广博的了解。中国的一些同行也在进行同样的努力。
未来跨文化工作能力会越来越重要
新华网新加坡频道：您觉得大环境有哪些最显著的变化是高校需要适应的，尤其是对亚洲高校而言？新加坡国立大学是怎么调整适应的？
陈祝全：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变化……，其中之一是跨越文化的工作能力越来越重要。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来说，甚至更加重要，因为我们的毕业生有许多人在工作中要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共事，要在跨国公司里工作，或者是到新加坡以外的地方去工作。对我们的毕业生来说，他们必须不仅能够理解其他的文化，还要跟其他文化的人打交道。这种跨文化的工作能力着眼点也是亚洲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与东南亚、与亚洲，与中国开展那么多的交流合作项目，学生要对不同文化有更多的了解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趋势。
另一个重要的变化趋势我觉得是网络学习。斯坦福、麻省理工，都有许多网络公开课。这也促使许多顶尖高校自我反省，有那么多的好的课程在网上都是公开的学习资源，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到国大来上课？这就是说，我们的大学必须能够提供比这更多的东西。
最后还有个重要的，也是我要强调的，就是学校的学习过程训练的应该不仅仅是学生的头脑，而是整个人的塑造。跟其他人合作的能力，沟通能力，团队精神，领导能力，主动性，这些在未来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也有大学城，寄宿制的书院。这也是我们塑造学生整个人的重要方式。中国的几个同行也认为这个很重要，大家可以相互学习。
亚洲高校排名会攀升
新华网新加坡频道：你怎么看待高校的排名？
陈祝全：对于排名上升我们感到高兴。跟其他高校一样，我们也看排名，因为媒体和学生都在看。我们不可能忽略排名。但排名不是我们制订目标和策略的出发点。我们制订策略的出发点是有利于学生的学习，有利于学校的科研，有利于学校贡献社会。如果我们在做到这些的同时，看到排名有进步，也会感到高兴。我们在努力做这些，出发点并不是一切为了排名。
现在亚洲一些高校的排名上升很快，我觉得这种趋势还会持续，原因有几个，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亚洲大学获得的教育投入很大，中国高校的投入真的更是非常大，比世界其他地方要多很多。相信亚洲高校的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都会提高很快，实际上已经在发生了。中国的高校与产业的合作也很紧密，所以我相信应用类研究的量也会上来的。
亚洲高校的排名将来会上升很快，中国的高校尤其如此，因为资源投入在增加，研究成果在增加。而且他们招收的学生质量很高，这些学生逐渐成长，并在各个领域逐渐开始扮演领导角色，相应地，这些学校的声誉预计也会上升。
不过，当排名接近前２０名的时候，会越来越难，因为前２０名的高校都是一些成名已久的高校，学校的教授和人都是世界级的。